张建珍, 梁晓雨｜新高考制度下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2017—2020届高考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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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制度下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2017—2020届高考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建珍, 梁晓雨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摘要：科目选考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探究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意愿及学业成就的影响，以浙江省2017—2020届新高考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交叉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背景越有优势，学生越容易获得高学业成就。（2）家庭背景对学科选择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资本正向影响学习成本较高学科的选择，家庭数理化理念正向影响偏理学科的选择，家庭文化氛围正向影响偏文学科的选择。（3）个人因素如性别和学科成绩仍是影响科目选择意愿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为男生和优绩学生更青睐理科。需出台相应政策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合理进行科目选择，进一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

      关键词： 新高考改革 ; 科目选择 ; 学业成就 ; 家庭背景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6期 #改革与发展  栏目

张建珍，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秘书长。

目录概览

一、研究缘起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四、主要研究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六、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缘起
      2014年11月，作为新高考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浙江颁布了《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将传统高考“3+X”模式中的“X”改革为“7选3”的选科形式。浙江多年积累的经验为新高考改革成效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撑，也暴露出一些现实问题，如选考过程中学生存在功利主义取向、茫然与焦虑心态等（杜芳芳, 金哲, 2016）。新高考选考影响因素探寻渐成热点，已有研究认为选考受高考政策、兴趣、成绩、科目性质和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李夏乐, 应向东, 2019; 王旭涛等, 2019; 竺丽英等, 2019），其中个体特征被认为起主导作用。个体是否受到更深层的家庭背景影响？家庭背景差异是否会导致选考意愿的差异？本文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对个体学业成就以及选考行为的影响效应，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从容应对新高考改革提供依据，为教育改革政策提出优化建议，为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地区提供先行一步的新高考改革“浙江经验”。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新高考选考。本文将家庭背景聚焦于家庭资本，具体指家庭收入、教育、职业、社会关系等内容，表示家庭拥有的各类资源的总和。Bourdieu（1997）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等形式。Coleman（1988）确定了三种形式的家庭资本，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描述家庭资本时，文化资本体现为家庭文化资源、父辈教育资历等；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家庭收入进行描述；社会资本从家庭成员的社会头衔及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二）文献综述      1. 家庭背景与个体教育      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分层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与教育等后致因素对个体实现流动的博弈中，学界诞生出两种观点：一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就的影响也在增长（Heyneman & Loxley, 1983），而处境不利家庭子女在学习学校课程时存在先天不足。二是随着社会流动渐强，家庭出身对子代社会地位和职业获得的影响日渐减小，而教育的影响逐渐增强（涂尔干, 张人杰, 1987）。现有家庭背景对个体受教育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影响教育期望、教育机会获得以及学业成就这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期望。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父母经济状况越好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刘保中等, 2015; 靳振忠等, 2019）。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积累了更多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为子女提供有助于确立教育期望的信息与资源（Bourdieu, 1986），并且收入越高的父母会更希望子代通过教育维持家庭经济地位（Wenzel, 2010）。      第二，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背景对学生获得教育机会和资源具有突出影响，更优质的教育、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往往与之相关。父母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往往越长（王甫勤, 时怡雯, 2014）；家长拥有的社会网络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赵延东, 洪岩璧, 2013）；Bourdieu（1984）认为处境不利儿童不具备高雅文化资本，更容易遭遇学业失败。      第三，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成就。优势家庭背景与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呈显著正相关。Coleman（1968）的研究表明，家庭藏书量、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兴趣爱好等对子女的学业成就起重要作用。Hanushek （1986）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更富有的学生成绩高于平均水平。家庭通过其社会、经济资源为儿童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李忠路, 邱泽奇, 2016）。Chiu（2007）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资源对学生的学术成就有重要影响；Chevalier和Lanot（2002）发现学生的学术成就和家庭收入紧密相关，经济实力薄弱的家庭，学生的学业成就相对降低。另有研究发现，家长职业背景与文化程度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方长春, 风笑天, 2008）。      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指向微观的关键节点如“高考选考”时，家庭背景的内在影响机制探索较少。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有关，家庭处境占优势地位的学生更容易取得高学业成就。2. 浙江省新高考选考现状及影响因素      实行3+3科目组合、文理不分科等是浙江省新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是尊重学生兴趣、扩大学生选择的权利，也承担守护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任务。但新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功利态度与行为，如部分学校和学生以总分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田忌赛马”选考策略（柯政, 2016）；2017年浙江省高考出现“物理遇冷”现象，29万考生中只有8万人选择物理科目；一些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压缩部分科目的教学进程，为参加选考的科目“让路”；部分学校囿于师资不足、竞争激烈等因素，仅提供固定的若干种选考组合方案（陈亚男, 2019）。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选择科目时直接考虑的因素有学科兴趣、学科成绩、学科特性、对未来专业选择以及工作发展的影响（李夏乐, 应向东, 2019; 张雨强等, 2018; 竺丽英等, 2019）。对家庭因素的研究停留在是否听取家长意见、家庭经济条件影响高校专业报考等层面，如家庭条件相对拮据的学生倾向于报考预期经济回报相对较高的专业（黄维等, 2017）。      综观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制度实施，新高考放权选择的方式切实解放了学生志趣。但成绩赋予的底气和学科兴趣仍是学生选择科目的重要依据，个体对不同学科知识的适应以及心仪专业与未来发展的需求也左右着学生选择。选考体现出迥然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的差异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不同家庭子女对不同学科的青睐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未能打开家庭背景对高考科目选择影响的暗箱，本研究立足家庭资本剖析学生选考行为，试图追索影响高中生选考行为和意向的深层家庭背景原因，无关身世样貌、地域收入等先赋因素，呼唤教育公平视角下高考精神的回归。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学生的高考选考科目选择受到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等家庭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于2020年6—9月在浙江省开展“新高考制度下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学生选考”的问卷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方法获取浙江省各地级市2017—2020届选考生的调查数据。本研究获得完整样本1440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确定有效样本1119份（77.7%）。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高中成绩水平、高考年份、升学院校类别和家庭教养方式（1=忽略型，2=纵容型，3=专制型，4=权威型）（Maccoby, 1992）；第二部分是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问卷，包括家庭居住地（1=乡村，2=城镇）、家庭年收入、父母职业类别（陆学艺, 2002）、父母学历水平；第三部分是选考情况，了解学生选择的新高考科目；第四部分是家庭影响因素量表，参考了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费立鹏等, 1991）和PISA（2018）学生问卷的家庭背景调查问卷，包括家庭数理化理念、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教育期望等1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计分，5=“非常同意”；4=“比较同意”；3=“不一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问卷信度表明，家庭背景因素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9，内在一致性较高。效度分析结果显示，量表KMO值为0.867，通过Bartlett 球形度检验（P<0.05），结构系数效度较好，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二）变量说明1. 被解释变量      新高考制度下浙江省考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政治、历史、技术7门科目中选择3门纳入高考成绩。学生的选科情况表现为单科选择与科目组合两个维度，不同学科在知识属性、文理倾向、难易程度、思维要求等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和独特性，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聚焦为单科选择情况，试图探究家庭背景如何影响高中生学习与选择不同科目。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家庭背景，由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题项和家庭背景影响因素量表组成。所有变量的容差值均大于0.1，膨胀系数均小于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预先进行一次因子分析，剔除“才艺特长培养”变量（各公因子载荷小于0.4），“曾为学费发愁”变量的最大权重因子表现为负值，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最终提取出5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5.74%。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得到因子得分矩阵（表1）。

      基于因子分析将家庭背景划分为五个维度，维度一为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二为家庭文化资本；维度三为家庭教育参与；维度四指家庭的社会关系；维度五体现家庭的数理化理念及投入情况。此外，将学生的性别、高中成绩水平和高考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旨在考察新高考背景下学生选考科目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某学科被学生选作最终选考科目”，结果仅“选”或“不选”有两种。因此，将是否选择某学科可视作一个二分类变量，可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对选考科目的影响。学生在新高考中选择某门课程的概率的估计模型为：

      从模型角度出发，若因变量表示为y，则常令y=1表示“是”，y=0表示“否”，本研究将“学生选择某学科作为选考科目”记为1，否则用0表示。P表示选择某学科的概率，X_i表示影响学生科目选择的第i个解释变量，b_i为解释变量X_i的系数，反映该变量对学生选择某学科意愿影响的方向及程度。学生选择某学科和不选择该学科的概率的比值为事件发生的机会比率（odds ration），反映X_i每改变一个单位所引起的事件发生比变化的倍数。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1. 人口统计学信息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主要特征有：一是女生比例（65.86%）高于男生（34.14%）；二是城镇与乡村样本均衡，分别占51.92%、48.08%；三是升学集中在省属本科院校，占样本总数的57.55%。据统计，浙江考生在省外高水平层次院校和省内重点高校中更青睐后者。此外，进入高职院校和高层次院校的考生比例均较少，高校等级总体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2. 选考科目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出现34种选考科目组合，体现出考生选考组合的多样化（图1）。可以发现，选择“地政历”组合的学生最多，达126人（11.3%）；选科人数少于十人的组合有“物地政”“物地历”“化政技”“化历技”“物化历”“物生政”“物生历”“物政技”‘物历技’和“物政历”。从选科组合分布来看，“热门”组合有两文一理、两文一技和两理一文，而文理差异较大的“物理+历史”“物理+政治”等组合较为“冷门”，说明传统文理分科思想仍影响着科目选择（张雨强等, 2018）。

      从单科选择来看，选择地理的人数最多，有743人（66.4%），其次为生物，有569人（50.8%）；选择物理的学生最少，仅为255人（22.8%）；选择化学、政治、历史和技术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见图2）。

      新高考改革为浙江考生带来多样选择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学科失衡现象。据统计，浙江全省考生选择物理的比例呈断崖式下滑趋势，从2017年的30.7%下降到2021年的15.8%。本研究发现，地理和生物备受考生青睐，这与浙江省以及其他推行新高考改革省份的现实情况一致。对此解释是，地理和生物的背诵难度较小，学生更易通过高中阶段的努力获得优异成绩。新高考改革将技术列入选考科目，浙江省2015级选择技术的学生占比（32.4%），彰显出技术科目的市场潜力（冯成火, 2018）。本研究中，作为“新兴”学科的技术并未受到考生冷落，选考比例（36.6%）高于物理，可能是因为技术学科具有知识量小、竞争弱且与大学工科类、计算机类等经济回报较高专业接轨的“利好”特征。（二）家庭处境、选考与学业成就的交叉分析1. 家庭处境划分      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以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收入为判定指标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反映了家庭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Shavers, 2007; Chan et al., 2018）。多数研究者依据SES定义个体家庭处境背景（赵德成等, 2020），本研究选用父母职业、学历、城乡居住地以及家庭年收入为指标，参照陈艳红（2014）等人的计算方法，将上述指标标准化后采用主成分分析，并计算综合得分，家庭处境得分在−1.430～1.425之间，根据四分位数将学生划分成四组。2. 不同家庭处境样本的选考情况差异分析      对各处境样本的科目选择情况进行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表2）。

      由卡方检验可知，不同家庭处境学生在物理、地理和政治学科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化学学科选择的差异体现为边缘显著，生物、历史和技术学科差异不显著。由交叉分析结果可知，选择物理的学生中，家庭处境优渥和中上的学生分别占34.10%和27.10%，而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仅占15.3%。说明家庭处境越具优势，学生选择物理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处境优渥学生选择地理的比例达28.5%，处境不利学生选择地理的比例为21.0%，说明优势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理科目的选择。选择政治的学生中处境不利的比例为30.4%，而处境优渥的仅占21.9%。政治学科由于易学难考，不受“学霸”青睐，学业成就较低的学生多来自弱势家庭，导致了处境不利学生选择政治比例更大的事实。3. 不同家庭处境样本学业成就情况分析      本研究以高中成绩水平和升学院校类别解释阶段性学业成就。采用SPSS进行交叉分析，得到家庭处境与高中学业成绩水平和升学院校类别的交叉表（表3和表4）。

      由卡方检验可知，不同类别家庭处境的高中成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高中学业成绩最差组的学生中，来自处境不利和处境中下家庭的学生比例更高，分别为28.8%和23.1%，来自处境优渥家庭的学生仅占13.5%。而在排名前10%和排名20%-30%的学生中，家庭处境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生比例跃升为32.8%和28%，说明家庭处境与高中成绩呈正向关系。      由卡方检验可知，不同家庭处境学生的升学院校类别存在显著差异。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处境不利和处境中下家庭，进入地方高校和省属本科院校的学生也表现出类似趋势。而进入中央部属本科院校、双一流高校、211和985工程院校的学生中，家庭处境优渥的学生比例大幅提升，说明优势家庭学生更有可能进入高水平院校。多项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参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资本等都被证实对学业成就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陈晶晶, 2021; 鲁长风等, 2021），处境不利家庭子女更难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刘莹等, 2021）。      综上得出初步结论：（1）新高考选考中，受家庭处境影响较大的被选科目有物理、地理和政治，家庭处境越具优势，学生越倾向于选择物理和地理，不倾向于选择政治；（2）家庭处境越具有优势，学生取得高水平学业成就的概率越大。（三）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研究      对学生是否选择某学科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采用Enter法输入所有解释变量。首先，将家庭背景的5个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建模，得到回归模型一。在此基础上将学生的性别、高中成绩和高考年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得到回归模型二（表5）。在控制变量中，高考年份数值是用以区分不同年份的代号，如2020年是一个区别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年份，并不意味着数值大小与顺序，因此将其视作无序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本文选择2020年为参照变量。

由表5可知，由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回归模型中，各科目Omnibus检验的P值都<0.05，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有意义；除地理的Hosmer-Lemeshow检验P值为0.043外，其他学科P值均>0.05，说明大部分学科模型拟合优度较为理想。就关联强度而言，各科模型的Nagelkerke关联强度指标值相较于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有所增加，回归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有所提高。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家庭经济资本能够影响新高考科目的选择。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物理（β=0.413，OR=1.512）和地理（β=0.254，OR=1.289）选择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对化学（β=−0.106，OR=0.899）、政治（β=−0.191，OR=0.826）和技术（β=−0.119，OR=0.888）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说明家庭经济资本条件越好，学生越倾向于选择物理和地理学科，越不倾向于选择化学、政治和技术学科。受正向影响学科的学习动机、过程与成就更多隐含了对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学历和父母职业的要求。以物理为例，该学科被证实更能帮助学生通往重点高校（杨倩, 2022），但不同家庭掌握的升学信息和咨询服务存在差异（鲍威等, 2019）。一方面，优势家庭具有更敏锐的信息把握和教育支持能力；另一方面，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优势家庭学生更关注自我实现，能认识到物理对个人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再如，技术学科衔接预期经济回报相对较高的工科类专业，且对学业基础要求较低，因此受到更多薄弱高中生的喜爱（陈鹏, 李锋, 2021）。第二，家庭文化资本能够影响新高考科目的选择。家庭文化资本对地理（β=0.25，OR=1.284）和历史（β=0.215，OR=1.24）选择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对物理（β=−0.009，OR=1.512）、化学（β=−0.169，OR=0.845）、生物（β=−0.105，OR=0.9）和技术（β=−0.123，OR=0.884）选择为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家庭文化资本条件越好，学生更可能选择地理和历史。主要原因是文化资本更能够影响文科知识的获得与相关能力的提升。例如，研学旅行与学校课程紧密相关，能促进学生对周围地理环境的了解，是学习“生活中的地理”的有效途径（杨晓, 2018）。此外，也有研究揭示了广阔的阅读和文化知识对文科生的重要性（苏姗姗, 2009）。文化资本对理科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文化活动有利于人文素养和语言素养的发展，导致了选科结果的“文科偏向”（王金娜, 2016）。第三，家庭数理化理念及投入能够影响新高考科目的选择。在纳入控制变量后，家庭数理化理念及投入对物理（β=0.148，OR=1.159）、化学（β=0.117，OR=1.124）和技术（β=0.112，OR=1.118）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但均表现为边缘显著，对历史（β=−0.188，OR=0.828）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可见家庭数理化理念及投入。其水平越高，学生对偏理学科的青睐越高，对偏文学科则反之。主要原因有：一方面，积极的心理暗示与信念鼓舞对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家庭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强调蕴含着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刺激，激发了学生对理科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另一方面，从科目性质出发，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具有知识容量广、学习难度大、思维要求高等特点。从家庭支持角度出发，处境不利家庭难以支撑课外辅导、竞赛训练的高额费用，对物理利于科学素养发展的认知不够深刻。并且，选考物理的学生理科素质更强，往往会搭配选择化学、生物和技术学科。因此，无论是经济资本或是数理化理念都能显著正向影响理科的选择。第四，家庭教育参与和家庭社会关系对新高考科目选择影响不大。教育参与仅对化学（β=−0.215，OR=0.807）、生物（β=−0.105，OR=0.9）和地理（β=0.205，OR=1.227）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关系维度仅对生物（β=−0.202，OR=0.817）和历史（β=0.223，OR=1.25）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这两个维度影响因素没有鲜明的学科偏向，无法直接作用于学科知识获得等学习活动。即使这些维度的家庭背景状况处于相似水平，学生对不同科目的倾向性也因家庭其他复杂因素而异。但我们不能忽略家庭教育参与和家庭社会资本对教育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积极的教养方式能够给予子女情感支持、平等沟通和信念鼓舞，从而促进健康的学习心理和良好的学业表现（卜尚聪等, 2021）；优质的社会关系能带来更多教育信息和资源（田丰, 静永超, 2018），拓宽学生的教育信息渠道，加强学习信心与动力。第五，性别、高中成绩对新高考科目选择影响较大，参加高考的年份对新高考科目选择影响较小。性别显著影响新高考科目的选择，男生表现出强烈的理科偏好，倾向于选择物理（β=1.915，OR=6.789）、化学（β=0.616，OR=1.852）和技术（β=0.322，OR=1.38）学科，不倾向于选择地理（β=−0.261，OR=0.771）、政治（β=−1.585，OR=0.205）和历史（β=−0.461，OR=0.63）学科，物理和政治学科的喜好呈现出强烈对比。高中成绩能够显著影响新高考科目的选择，成绩优异的学生表现出理科偏好，且学生成绩越好，选择物理（β=0.437，OR=1.548）和化学（β=0.133，OR=1.852）的可能性越大，选择历史（β=−0.118，OR=0.889）、政治（β=−0.156，OR=0.856）和技术（β=−0.175，OR=0.839）的可能性越小。高考年份对学生科目选择意愿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纳入控制变量后多数科目受家庭背景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各变量之间表现出弱化作用，同时，受显著影响学科的偏回归系数和优势比率下降，说明相关自变量促进或抑制选择意愿的可能性下降。其中家庭数理化理念及投入变量对各科的影响变化最明显，未纳入控制变量时，该变量对物理（β=0.343，OR=1.409）、化学（β=0.182，OR=1.2）和技术（β=0.132，OR=1.141）学科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对地理（β=−0.141，OR=0.868）、政治（β=−0.242，OR=0.785）和历史（β=−0.236，OR=0.79）学科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纳入控制变量后，受显著负向影响的科目仅保留了历史，主要原因是不同性别学生对文理科的不同青睐和优绩学生对理科的偏好在文理科选择的倾向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继浙江、上海之后，随着更多省份迈入“新高考”时代，新高考改革应更多考虑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阶梯，保障学生从容地扣好“选考”这一颗学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扣子。本文基于浙江省新高考毕业生选考数据，采用交叉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选考情况，获得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有关，不同家庭处境学生的学业成就体现出显著差异。家庭条件越好，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更可能进入高水平院校且名列前茅。家庭间的“资源差”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弭，由学校和其他文化情境产生的资源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韩月, 2019）。因此，在较难改变原生家庭资本差异的现实情境下，应考虑从社会层面打破教育资源参差的壁垒。一方面，政府应优化补偿教育政策、提供多元课后教育服务、推动教育改革解读与宣讲工作，弥补弱势群体因家庭资本不足而导致的教育信息缺漏与教育资源匮乏劣势。另一方面，增强学校的教育培育与职业规划引导功能，学校层面有必要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班主任有责任通过班会、座谈会等形式解读新高考制度，学科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领悟学科价值与意涵，纠正盲目跟风选科行为。      第二，学生选科受到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优势家庭学生倾向于选择物理和地理，弱势家庭学生倾向于选择历史、政治和技术。新高考改革后更多具有文科兴趣的绩优高中生放弃文科科目而选择理科（吴红斌, 蒋承, 2019）。为什么绩优考生更青睐理科？一方面，绩优学生对重点大学文理科录取以及专业限制的敏感度更高，理科学生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高于文科学生，其中尤以物理的机会最高（周菲, 2019; 杨倩, 2022）。掌握这些信息的绩优学生更能“迎合”要求，偏向于选择理科科目。另一方面，理科学习难度相对较大，弱势学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取得“胜利”。因此，在学科赋分方面，学生如何以相同代价在不同难度科目中获得相同等级的分数应成为相关部门优化制度的着力点（邵光华, 吴维维, 2018），需加快完善科目选择与赋分制度，革新科目间等级分数可比的赋分方法。      第三，学生选科的文理倾向受到家庭文化氛围、数理化理念的显著影响。家庭文化教育氛围及活动频率的提升使得地理和历史的选择率显著提升，家庭数理化理念和投入使学生选择理科的概率提升。体现了家庭文化环境差异对文理科偏好的影响，也反映了学科学习扎根于生活的本质。例如，户外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解“生活中的地理知识”的机会，参观博物馆等活动能提升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理科层面，对“数理化”的重视刺激了理科的学习与选择，家庭对课外辅导的高额投入为学生创造了理科学习的优势，促进了课外辅导科目需求的增长，但也加大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以学校为主体的“课后辅导服务工作”有望在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有效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第四，学生选科的文理倾向还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性别和高中成绩仍是学生进行科目选择关键影响因素，男生和优绩学生更青睐理科（张雨强等, 2018）。抛开客观存在的家庭背景差异，仍有大量学子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曾东霞, 2019）。因此，针对弱势家庭学生，家庭层面可通过教育信念的温和引领提升子女对学业成就与命运改变的追求；个体层面应充分肯定主观能动的力量，积极寻求外界信息的支持；学校、社会层面则应做好“分层”指导，通过开设生涯规划课程、新高考解读讲座、展开针对性个性化指导等形式，进行教育政策解读与价值引领，确保学生准确理解选考政策并结合个体实际作出合理选择。

六、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获取数据，存在一定局限性。问卷发放过程中对接的地理教育工作者较多，导致样本数据中的选考与性别比例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后续研究应考虑更科学合理的抽样方法。影响学生新高考选考行为与意向的因素错综复杂，在分析家庭资本对学生选考行为与意向的影响时，既要把握整体家庭背景的影响，也要关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未来将考虑结合质性研究对典型样本进行访谈以深入探寻家庭背景对选考影响的机制。
（张建珍工作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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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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